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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网综合资讯频道 -局内人杨炯企图用一场小小的实验向外界证明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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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社5月21日讯 他成了药品市场的搅局者因为这个原因，他曾被封杀，货源被断掉 2010年3月至今，局内人杨炯企图用一场小小的实验向外界证明两个事实：一、医药这潭水到底有多深；二、大幅降低虚高的药价是可行的。 杨炯实验的主体是一种治疗肝病的核苷类药物——阿德福韦酯片，在外面的药房或者一些医院，一盒这种药品零售价格在160元左右，但是在杨炯的肝病研究所，同品牌同包装的这种药片零售价格却仅为45元。 药价差距很大，但操作方式却并不复杂：像所有民营医院一样，杨炯利用民营这个身份，跳过了医药采购平台招标、医药公司这些药品流通环节，直接同药品生产厂商达成供销关系，拿到这种药时的价格仅为20元/盒。他做的最艰难选择是，无视药厂规定的220元/盒的零售价，而是按照45元/盒的价格出售，并且在媒体上登出广告造势。 他成了药品市场的搅局者，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某药厂封杀，货源被断掉，但是国内生产阿德福韦酯片的药厂很多，一家药厂停止供货，另一家药厂的代表会马上来建立起供销链。“当然，他们在卖给我货之前，都会提醒我，可以低价卖药，但不要像上次那么声张。” 杨炯说，自己没有停止低价销售的实验，只是将其换了个名字——“药品团购”。 对于杨炯的“药品团购”实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回应说，“民间药品团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药品团购是可行的。”对公立医院来说，要面临多方的监督和管理，调控药品价格的自主权不如民营医院，“所以药价虚高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医院身上。药价虚高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这才是需要压缩掉的一部分”。 药品市场的搅局者 在2003年转业之前，杨炯是广州军区空军某部卫生科的科长，这个自1989年就在部队医院任职的医生，当时早已熟悉一盒药的价格构成，“拿一盒零售价11.5元的药来说，药厂出厂价仅为2元，销售代表拿0.5元，医药公司拿0.5元，医生回馈3元，交税2元，医院加成1.5元，剩下的2元就是各种公关成本。” 这是一条冗长的流通渠道，药从药厂到患者手上分别要经过全国代理商、大片区或省级代理商、地市级代理商、医药公司、医院，每通过一个流通环节，药价便上涨一分。杨炯说，“虽说国家的规定是，医院直接从药厂进药，可事实上，这些流通环节仍然存在。” 转业后，杨炯在广州开起了自己的肝病研究所，这时候，在大多数药品的进药过程中，他选择的是一条简洁得多的途径，“我一般是跟我能联系上的，并且和药厂关系最近的代理商沟通”。整个流通过程为药厂——代理商——杨炯的研究所——患者。流通环节唯一的额外费用仅为每盒一元左右的配送费。 最简洁的进药途径让杨炯把进药价压到最低，而这样的进货途径也并非杨炯独创，大多数民营医院、诊所和OTC的进药途径都是这样——尽可能从最简洁的途径进药。 但奇怪的是，进药价降下去了，零售价却没有相应地降下来。杨炯拿出几份药厂下发的价格通知，在其中一份四川药厂发出的通知上，该药品的单盒含税零售价为222元。“相信吗，这种药我是按每盒19元进的，我卖45元/盒，其他药房的进价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他们卖出来至少得130元/盒。”杨炯有些激动地说。 在决定低价售药之前，他也像后者一样，售药价格在单盒百元以上。那时候，他还不是药品市场的搅局者。 生意社5月21日讯 他成了药品市场的搅局者因为这个原因，他曾被封杀，货源被断掉 2010年3月至今，局内人杨炯企图用一场小小的实验向外界证明两个事实：一、医药这潭水到底有多深；二、大幅降低虚高的药价是可行的。 杨炯实验的主体是一种治疗肝病的核苷类药物——阿德福韦酯片，在外面的药房或者一些医院，一盒这种药品零售价格在160元左右，但是在杨炯的肝病研究所，同品牌同包装的这种药片零售价格却仅为45元。 药价差距很大，但操作方式却并不复杂：像所有民营医院一样，杨炯利用民营这个身份，跳过了医药采购平台招标、医药公司这些药品流通环节，直接同药品生产厂商达成供销关系，拿到这种药时的价格仅为20元/盒。他做的最艰难选择是，无视药厂规定的220元/盒的零售价，而是按照45元/盒的价格出售，并且在媒体上登出广告造势。 他成了药品市场的搅局者，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某药厂封杀，货源被断掉，但是国内生产阿德福韦酯片的药厂很多，一家药厂停止供货，另一家药厂的代表会马上来建立起供销链。“当然，他们在卖给我货之前，都会提醒我，可以低价卖药，但不要像上次那么声张。” 杨炯说，自己没有停止低价销售的实验，只是将其换了个名字——“药品团购”。 对于杨炯的“药品团购”实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回应说，“民间药品团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药品团购是可行的。”对公立医院来说，要面临多方的监督和管理，调控药品价格的自主权不如民营医院，“所以药价虚高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医院身上。药价虚高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这才是需要压缩掉的一部分”。 药品市场的搅局者 在2003年转业之前，杨炯是广州军区空军某部卫生科的科长，这个自1989年就在部队医院任职的医生，当时早已熟悉一盒药的价格构成，“拿一盒零售价11.5元的药来说，药厂出厂价仅为2元，销售代表拿0.5元，医药公司拿0.5元，医生回馈3元，交税2元，医院加成1.5元，剩下的2元就是各种公关成本。” 这是一条冗长的流通渠道，药从药厂到患者手上分别要经过全国代理商、大片区或省级代理商、地市级代理商、医药公司、医院，每通过一个流通环节，药价便上涨一分。杨炯说，“虽说国家的规定是，医院直接从药厂进药，可事实上，这些流通环节仍然存在。” 转业后，杨炯在广州开起了自己的肝病研究所，这时候，在大多数药品的进药过程中，他选择的是一条简洁得多的途径，“我一般是跟我能联系上的，并且和药厂关系最近的代理商沟通”。整个流通过程为药厂——代理商——杨炯的研究所——患者。流通环节唯一的额外费用仅为每盒一元左右的配送费。 最简洁的进药途径让杨炯把进药价压到最低，而这样的进货途径也并非杨炯独创，大多数民营医院、诊所和OTC的进药途径都是这样——尽可能从最简洁的途径进药。 但奇怪的是，进药价降下去了，零售价却没有相应地降下来。杨炯拿出几份药厂下发的价格通知，在其中一份四川药厂发出的通知上，该药品的单盒含税零售价为222元。“相信吗，这种药我是按每盒19元进的，我卖45元/盒，其他药房的进价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他们卖出来至少得130元/盒。”杨炯有些激动地说。 在决定低价售药之前，他也像后者一样，售药价格在单盒百元以上。那时候，他还不是药品市场的搅局者。 也有啃不动的骨头 杨炯的低价售药活动是从2009年3月开始的，在当时，他将原售价为148元/盒的阿德福韦酯片按45元/盒销售，并登出营销广告，他称之为零利润售药。实际上这次活动是有利润的，而且不薄，这种产自福建的阿德福韦酯片的单盒进价仅为20元/盒左右。 “一方面，我是为了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在谈到低价售药的原因时，杨炯如此回答，同时，他也不讳言自己的私心，“另一方面，我又想将低价售这种药作为营销手段，带动其他药的销售”。 这种叫阿德福韦酯片的药物，是国家批准的治疗肝病的四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之一，因为抗病毒作用不是很强，所以它并非一线用药，但是又因为价格低廉及耐药性低等特点，所以又会被经常使用。在众多药品中，杨炯单单选择这种药物做活动，也正是这个原因，“它性价比最高，我的百分之五六十的病人都会用到这个药”。 零利润售药活动确实有轰动效应，来研究所看病的患者增长了一倍，从平时的每天20余人增至40余人。但有轰动效应也并非全然都是好事，“活动刚做了两周，下游的经销商闹开了，我这么低价售药，搞得他们没了利润，他们给代理施压”，杨炯成了游戏规则的破坏者，几经权衡，代理商悄悄断了杨炯的药品。 可事实上，断货没有造成太大麻烦，阿德福韦酯片的市场是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家药厂断了供应链，其他药厂很快就重新连接了进来，以20元/盒左右的价格，杨炯又进过三四种阿德福韦酯片，他都以45元/盒的价格出售。杨炯说，在卖药之前，这些代理商总是不忘叮咛，“要低价药可以，但是千万别像上次那么声张”。但是自己没有停止低价销售的实验，只是将其换了个名字——“药品团购”。 在杨炯看来，他用过的近十种阿德福韦酯片成分及效用都差不多，多数的进货价格也差不多，20元/盒左右，但是也有这个价格拿不下的药品，比方说某进口品牌和国产的某个品牌，这两个品牌都在我市三甲医院的采购名单内，10mg×14片一盒装的，零售价分别为157元/盒和160元/盒。 杨炯有时候还会拿代理商给出的价格，0.5元、1元地压低进价，但是这两种药是他啃不动的骨头，这两种药他的进价都在140元/盒左右。 “他们的市场太稳定了，手头有三甲医院这样类似家乐福的大医院，又何必在乎我们这些小士多店，我们议价能力太弱。”谈起这个，杨炯有些无奈，可是因为有患者需要，他又不得不进这两种药，尽管在他看来，“这两种药和其他同类药在效用上没有太大区别”。 药价虚高 主要体现在流通环节 对于杨炯“药品团购”的活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经有过回应，“药价虚高的责任不在卫生部门，也不在医生。民间药品团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团购药品是可行的。”但是相对杨炯这种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因为要面临多方的监督和管理，降价的自主权不大。 根据去年发布的最新的基本药物及非基本药物采购通知的规定，全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通过政府搭建的省医药采购平台开展挂网品种采购活动。 生产企业参加药品集中采购活动报名和竞价。按照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等大原则，专家组对竞价药品综合评价等议定后，最终形成可供采购人选择的药品品种挂网目录。采购人从挂网目录里选择采购药品。 廖新波介绍，药品政策及价格制定都并非由卫生部门实施，在公立医院通过政府组织的采购平台统一采购这个环节上，好多中标的药品价格已经偏高了，“所以药价虚高责任不可全部推给医院”。 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不足，廖新波认为是促使药价偏高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价格建议主体的医生，习惯了以药养医的老模式，在惯性思维下，理所当然地希望药价能越高越好，不然拿什么养活医院。” 廖新波认为，要解决药价偏高不能单靠医院，需多方努力：一是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药物采购的监管，“压缩掉流通环节的药价虚高，因为这是药价虚高的主要部分”。二是政府加强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彻底改掉医生以药养医的惯性思维，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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